四

温情只是将杨彪留在了燕郊，有关“中国梦”的解说，才把他真正带入了梦魇。

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一周的时间，“导师们讲了好多厉害的政策，很多都是咱老百姓根本没法知道的。”

那位传授“民间互助理财”的少妇在第一堂课的最后，压低声音向新学员透露了一个“大秘密”，“总理说过，‘法无禁止即可为’，希望你们领悟一下”。

次日，需要“领悟”的内容变得更多。在“专讲法制”的一堂课上，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播放了一段打着中央电视台台标的视频，然后像播音员那样字正腔圆地宣称，“2014年11月4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位副主任，“让新型合作金融这一国家级富民项目正式浮出水面。其中所说的‘民间自发’‘限制在社区内部’，正是点名表扬了咱们模式。”

不止一堂课上，“中国梦”被演绎成对“民间互助理财”的暗示。

比如，“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还有四年半(实为三年半——记者注)，9亿农民要奔小康啊，这怎么办?这就是出台好的政策让底层农民富裕啊!”

煞有介事的分析还包括，领导人说了，“要在2020年让60%的中国人成为年收入百万的中产阶级”，“只剩四年时间，不通过咱们，还有什么办法?”

听到此处，有农妇忍不住在后排尖叫：“和国家政策紧紧的，讲得真好!”

“对政策的歪曲、编造正符合了老百姓们对权力的臆测，很多捏造的东西反而让人信服。”李旭说。

歪曲、杜撰国家政策的幻灯片

对政策的种种演绎，都在试图告诉学员，为什么他们没能“先富起来”，而“民间互助理财”是“国家表面打压、暗中扶持”的项目，为的是挑选一部分有胆有识的能人，为此甚至需要政府和媒体时常曝出一些“负面”，防止加入行业的人太多。

“大哥你说说，被国家忽悠了多少次?”粗壮的女导师一把提起了坐在前排的瘦弱男子。

看着对方说不出话涨红的脸，她满意地示意对方坐下。

“这都是‘愚民政策’!造假违不违法?国家十几年不管，发展出个大温州。黄赌毒、黑社会犯不犯罪?东莞、深圳却一直存在。咱们国家是先有行为再有法，如果总老老实实等着法律出台，那就没钱赚啦!”

在一部伪造的“官方”纪录片中，发音并不标准的旁白女声虽然竭力模仿播音腔，可“中国政府工商管理总局”这样的字眼一出，还是让卧底的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险些笑场。

但是，对于“社会大学”的许多“学员”来说，这些字眼值得他们穿梭在楼宇之间追随。不少人生怕赶不上下一堂课，宁愿放弃等待电梯，徒步爬到20楼。更多人会在导师播放视频时，掏出手机一阵狂拍，作为说服亲友的教材。

五

闪光灯最亮的时刻，是成百上千人齐聚一堂的“迎新晚宴”。据“导师”介绍，每几天就要举办一场这样的晚宴，单是等着接人的出租车就能造成马路大堵车。

7月10日晚，燕郊一家烤鸭店就承办了这样一场盛筵。近千人涌进酒店，从大堂一直挤到前厅。高分贝的喇叭播放着听不清的电子乐。就像一位摇滚巨星，在课上被反复提及的创始人、肺癌幸存者王西平，在主持人“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伟大、可敬、可爱的王会长”的喊声中，被美女簇拥着粉墨登场了。

“只要违法的事不干，给你一年一千万，让你传销干不干?”王冲着台下问。

人们用“干”来回答伟大的王会长。

夜宴的氛围随着王的出现而沸腾。十余位C3级“大家长”手牵手走上舞台，接受台下的欢呼。女歌手唱起了“如果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

宴会的部分功能在于进一步增加新人的“道路自信”。用欧阳乐浩的话来说，“距离天安门30公里的天子脚下，这么多人在做违法的事，可能吗?”

新人所能接触的许多细节都在强化信心。年轻导师代明明展示了一把“万能钥匙”，声称它可以让人在周边小区的所有安全门禁畅通无阻。

“居委会有权做这个主吗?”代明明转动着手中的钥匙。他遮遮掩掩地暗示，这事儿如果没有政府允许，警察早就进行了监管。

“迎新”晚宴时的场景

关于传销问题，隶属于三河市工商局的打击传销办公室工作人员婉拒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谦称“工作是分内的事，没啥好说”。负责管辖上上城第三季的燕顺路派出所在请示了市公安局后直接拒绝。

廊坊市打击传销领导小组办公室披露，该市去年端掉传销窝点534个，清查传销人员7300余人——平均每天就有20多人。其中，燕郊是重点区域，常被传销分子作为诱骗新人的“北京七环”。不少受骗者直到被清查，都以为自己人在北京。

在李旭看来，燕郊对于这个“行业”的意义，仅仅是因为交通方便，物价便宜，同时靠近北京。这个几十万人的城镇至今只有四个派出所，警察管不过来。现有的工商主管、公安配合的模式往往力不从心。

更重要的是，“新型传销模式不限制自由、严格控制扰民，绝对不发展本地人，参与者又能自由消费，对当地有好处，没坏处。”

从商店老板到物业保安，燕郊不少人持此类观点。面对有关传销可能影响生活秩序的疑虑时，年轻的租房女中介会柔声向房客澄清，“我家对门就是一户搞传销的，不偷不闹，可安静了呢。”

燕郊就这样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很多住户都没有意识到，因自己的睡梦而崛起的城镇，真的寄托着很多人的“北京七环”梦。

六

杨彪遇上的“长和公益基金会”还在继续织梦。而加入另一个传销组织的孟林，逆袭的梦想已经破灭。

他想不通的事太多。首先是德高望重的“大家长”突然卷钱跑路。他跑到燕郊的派出所报案，民警让他回汇款地想办法;当他回到呼和浩特，当地派出所让他凑够30个举报人再来。好不容易凑齐了30封举报信，当班民警一拍桌子，眼睛一瞪，告诉他：“我们只管这片儿的!你的这30个人必须都是我们区的。”

李旭说，每个传销者都有一个悲剧，这话在赵立身上得到了无限放大。他因妻子患癌需要筹钱而进入组织，然后把好兄弟拉了过来。现在，兄弟的妻子也得了癌症，救命的钱却没了。

“传销活动的参与者都是违法者。”反传销10年里，李旭见过受害者找到了头目，把刀架在对方脖子上要求退钱。最终，警察以“绑架罪”逮捕了前者，却因证据不足释放了后者。更多时候，传销活动赚钱的那2%的“家长”，每一次得手后都改头换面，踪迹难寻。普通人即使侥幸进入高层，有资格接触真相，却已经被利益绑架，无法回头。

反传销人士高度关注燕郊，但没人能说清多少人奔着“北京七环”最终失陷在燕郊。他们解救出的那些人，大多辞掉了工作，甚至卖掉了赖以为生的房子、田地，带着“逆袭”的梦想抵达北京，仅仅吸了几口并不干净的空气，就钻入地铁、公交，来到“七环”——这个将榨干他们金钱、时间、亲情和友情的地方。

7月10日那场夜宴后，学员打车回“家”的路上，有人向出租车司机打听，燕郊什么时候通地铁。

司机脱口而出：“北京闲得没事，给廊坊修地铁?”

话题如果继续下去，燕郊不属于北京的事实就会浮出水面，但是并没有。学员早就从课上学到了不为外人知的“内幕”：燕郊是“北京直接管理的”;北京市政府就要搬到通州了，距此处“只有三公里”。

他们中的多数人相信，高楼鳞次栉比的燕郊就是北京的一部分。

就像孟林，刚来第3天就去了天安门和长城，把照片发到朋友圈，收获了此生以来最多的“赞”。

他自己很清楚，这是一生中离首都最近的时刻。

年轻的杨彪最新的梦想是“把钱要回来”。李旭担心地说，很多人会不甘心，从而回到传销组织，甚至再找一个新组织赚回来。

明年就满50岁的孟林对此已经死心。他常在梦里见到五万元钱，而这是他逃离梦魇几个月来最大的美梦了。

(文中杨彪、孟林、赵立、孙万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