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20时，在持续了212小时后，北京重污染“橙色预警”得以解除。就在前一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主持召开媒体见面会表示，环境质量改善是处在一个负“重”前行的阶段，高污染的背后是偏重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以及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非绿色生活方式。那么，宏观经济应如何调整以利于治霾?煤在我国能源结构中为何总保持在70%?有无可替代的新能源?就上述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能源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郑新业。

谋定

三大基金需投入精力形成多学科研究

新京报：你觉得近期京津冀的持续雾霾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郑新业：我认为主要包括四方面因素，第一是能源结构，这个很重要，第二是季节性因素，冬季供暖增加，前两个是主要原因;第三个高耗能产业在去年出现反弹，第四是与风速有关。后两者属于偶发性因素。

新京报：雾霾治理的关键在什么地方?

郑新业：在于谋定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不要急于做决策，不要急于下结论，不要急于去骂人。我们要意识到，多种因素是造成雾霾的原因。在雾霾的成因识别和政策效果两方面，政策也只是减少雾霾的一个因素。既不要轻易否定某一个元素不是雾霾的原因，也不要轻易肯定。

新京报：你提到我们要谋定最重要的事情，那应该如何谋?

郑新业：我呼吁三大研究基金——国家社会和自然基金，教育部基金，北京市的各种基金，都要投入精力，研究雾霾是什么因素造成的，自然、社会现象太复杂了，研究能力，数据获取受到方法论的限制，所以一定要反复研究。另外，要加大对于政策效果的研究，哪个性价比最高。

三大基金需要把精力投入到这个方面来，包括社会学的，经济学的，工程的，雾霾是个超复杂的情况，要多学科形成互补型研究。我们都是盲人摸象，放在一起讲故事。雾霾治理也不是单一政策可以解决的，所以它是现代版的“盲人摸象”，我们凑在一起研究，纷纷呈现出我们各自领域摸出来的象是什么样子，形成一个完整拼图。

现状

煤炭的清洁利用应是核心能源政策

新京报：你提到能源结构的问题，这个怎么讲?

郑新业：我之前提出一个理论叫“既又还”，也叫“不可能三角”。就是说在中国有一种现象：我们要求既要有能源用，还想能源便宜，汽油贵了有人要骂，我们又要干净、不污染。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因为我们的参照系是国际，美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这么干。但我们忘了一件事，能源是有禀赋的，各个国家不一样。

我们的能源问题有两个，第一是我们能源消耗增长太快了，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了;第二个，我们国家的能源禀赋是以煤为主，但是我们的参照系却是国际，可是我们国家无论是上世纪70年代的5亿吨标煤，还是现在40亿吨标煤，煤在我们的能源结构中总是在70%左右，一个东西如果总是在70%左右，可以预见未来是很难改的。

新京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郑新业：因为我们没有，全世界天然气的能源比重是22%，我们能占到10%就喜滋滋了。我们现在的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很大，这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我们石油，天然气都在他国，我们的运输线路将面临能源安全问题。太过于依赖国际市场，无论是数量还是价格，都不能自主。如果我们像别国一样，有充足的石油、天然气，那我们国家的能源问题就会好多了。所以在其他能源不利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就要考虑拿煤炼油了?

新京报：对于这个问题你认为我们应如何应对?

郑新业：我一直倡导，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应该是我国的核心能源政策。比如说，新能源发电可能只占到3%-4%，但是新能源干了十多年了，发电量才能达到这个级别，未来它能成为主力能源吗?天然气想占到22%几乎不可能，石油方面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但石油存在安全问题，核电也遇阻。

因此，在我国需求量如此巨大的背景下，我的判断是，需要有充足供应，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是我国主力能源。所以，社会要引起共识，在能源的“不可能三角”的三个目标中，我们只能选二，我的建议是，能源充足和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