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有良生前影像。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令人发指的罪行

从1993年起，原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巡视员符和积开始实地调研并记录日军侵琼暴行，“慰安妇”幸存者才开始走进他的视野。

这段屈辱往事，似乎是“慰安妇”幸存者们回忆的禁区。

符和积调查记录黄有良的“慰安妇”经历时，她一直缄默不语，只在征得丈夫同意后，才鼓起勇气，道出往事。伤疤被撕开后，黄有良痛哭流涕，数夜难眠。直到那时，儿子才第一次知晓，原来自己的母亲就是曾在电影中看到的“慰安妇”。

据 符和积耗时三年撰写的《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一书记载，1941年，日军入侵了黄有良的家乡。当年10月，15岁的黄有良在收割水稻时 被日军撵至家中并遭到性侵。之后日军夜夜上门，她只好躲进邻居家。找不着人的日军就对她的父母拳打脚踢，黄有良只能放弃躲藏和反抗。转过年，日军将她抓进 了“慰安所”，年轻的黄有良在那里受尽欺凌。不少同伴因不堪折磨而自杀。

暗 无天日的生活过了两年，一位村民壮着胆子向日军谎称黄父去世，央求放黄有良回家奔丧，她这才逃离了“慰安所”。之后，家人在村里起了两个坟堆，假装是自杀 的黄有良和其父的坟墓。随后，一家人连夜逃往100多公里外的保亭县。直到日军战败，她才敢回到家乡，后来嫁给了患有麻风病的丈夫。

“他知道我的过去，一有气，就打我，骂我。”她说。

黄有良生前影像。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卓天妹的情况更为悲惨。

据卓天妹的儿媳介绍，卓天妹“进去”了四年。除充当“慰安妇”外，还要给日军挑水、洗衣、煮饭。在强暴、殴打、劳累、饥饿的多重打击之下，卓天妹的身体终于被击垮。直到日本战败，她才回到家。彼时，父母都已离世。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二战期间，全球至少有40万妇女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其中，中国就占了至少20万以上。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指出，“慰安妇”制度是日本使用国家力量、采取强制手段、针对外国女性的性奴隶制度，这样的国家犯罪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令人发指。

李美金在海南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自己家中(8月9日摄)。

不该忘却的记忆

91岁的李美金和92岁的王志凤都住在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由于媒体采访和外界关于“慰安妇”的调查，她们的“慰安妇”的身份近些年才被村民知晓。

1940年，王志凤在澄迈县山口村家中被日军强掳，关押在附近的大云墟据点。一年后，李美金在澄迈县茅圆村被掳，关押在日军设在隔壁临高县加来机场的据点。

日军投降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位女孩再也没有提过自己的这段经历，都选择偷偷嫁人，恰巧都远嫁到了土龙村。

海南澄迈县中兴镇土龙村的王志凤(8月9日摄)。

为了守住秘密，王志凤前后四次搬家，丈夫去世时也不知道她“过去的故事”。王志凤夜里仍会做噩梦，这几年睡眠也越来越差。

家住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91岁的陈连村身体状况略好一点。虽然她还能做家务，但单靠自己，再也走不出自家大院。天黑之前，她都要回到自己的房间。儿子将老人卧室里的电视机搬走了，因为母亲看到电视剧中的日本鬼子依然感到害怕。

陈连村在海南万宁市大茂镇进坑村的家中(8月4日摄)。本组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杨冠宇摄

得知母亲的遭遇后，王志凤的小儿子钟天祥有了参军的冲动。

“看电视剧时都想打日本鬼子。”他坦言，自己很少买日货，除了经济原因，更多是因为对侵略者的恨。

王志凤老人偶尔会喃喃自语。老人说，假若还能见到曾经伤害她的日本人，她一定会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我现在上哪找他们去?”

记者问她，是否会接受这些日本人后代的道歉。“我会接受，但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你的爸爸、爷爷曾经做过什么。”她说。

当年最早一批开展海南“慰安妇”调查的符和积已经68岁了。他不知道今年五月份另一位赴日上诉的“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已经逝世。

“还有一些健在的，只是年岁已高，记忆模糊了。这是不该忘却的记忆。”他说。

海南最后一个诉日本政府"慰安妇"受害者含恨去世

8月13日电8月12日晚上9点，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者、赴日状告日本政府原告之一、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田仔乡乙堆村的黄有良阿婆在家中含恨去世，终年90岁。

2001年7月，黄有良、陈亚扁、林亚金等8名海南“慰安妇”事件受害幸存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谢罪以恢复她们的名誉。然而，经过长达近10年的对日诉讼之路，幸存者们在反复上诉与被驳回之间挣扎，最终均以败诉告终。

"慰安妇"幸存者回忆往事:被残暴日军灌药终身未育

今年6月，记者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岳阳市郭镇乡建中村，看望汤根珍。老人瘫痪在床，但精神不错、思维清晰，她含泪回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遭遇。

她记得，来到新开塘后不久的一天，上田从一个红颜色盒子里取出一些粉剂叫她服下。“我不知道是什么药，不肯吃。但几个日本兵将我按住，掰开嘴灌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