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房没车，一不小心我俩玩了回裸婚

两年前，我成了“已婚妇女”。没车，没房。老公博士在读，我月薪平均下来大概5000元。

怎么让这个故事显得更悲催一点呢?加个地点限制——在北京。但当时我还挺乐呵：毕竟是完成了一桩人生大事。直到后来，听到各种版本“房子与婚事”的“爱恨情仇”，又了解到相亲角那残酷又直接的“鄙视链”，才恍然发觉，原来我们俩不小心前卫了一把，玩了回“裸婚”。

天地良心，真不是我们故意要“前卫”的。结婚于我们而言，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而买房对我们来说，是高攀不起的奢望。这两件事，本身就各自独立，毫无联系。

我和周博士的情谊可以追溯到遥远的1997年，小学一年级。他说，那时我穿了一条白色的连衣裙，站在教室门口，像个小天使。如果从初中三年级用一种迂回方式互相表白算起，结婚时我们已经在一起11年了。

朋友们，11年啊! 不结婚是要怎样?

根据某种神秘的规矩，好像应该买了房再结婚。婚前买房也是一出大戏，经常能弄得两家人鸡飞狗跳。但在我们这里，真心不存在这个问题。原因非常简单粗暴，两个字——“没钱”。

我和周博士是青梅竹马，这也意味着我们有着差不多的家庭背景：出身于湖北某四线小城，父母都属于工薪阶层。2015年，那座城市的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455元，房屋均价为4552元/平方米。就算双方父母为我俩卖掉老家的房子，也凑不出北京一套“老破小”的首付。而且，就算凑够了首付，我那点工资，也还不起贷款。倾家荡产、砸锅卖铁，太悲壮，我接受不了。

买房遥不可及，属于“妄念”。但结婚又确实是我俩关系的终点。剩下的问题就是要不要等到能买房了再结婚。

那到什么时候去了?!双方家庭一致觉得，这种等待很不靠谱。而且，老爸老妈想早点见到家庭的下一代，也乐见自己的孩子在北京飘来荡去时有人照顾。所以，就让关系被法律保护起来吧， 没房无所谓，先有个“家”也好呀!

于是，2015年，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结了婚。

先办的婚礼。一向桀骜不驯的周博士，回忆我俩从初中一路走来的故事时，竟然哽咽了。这成了他的心头刺，至今不愿意回看婚礼当天的视频，觉得尴尬到爆炸。领证就非常随意了。我随便挑了个日子，两人在民政局附近随便找了家照相馆，拍了张很随便的证件照。结婚证到手后，我们很随便地庆祝了一下——在附近吃了顿抄手。

就这样，我们在法律意义上有了自己的“家”。

“家”是一个可以不附着于任何实体之上的概念，从探亲假制度就可见一斑。结婚之前，我的“家”在湖北，我每年能有15天探亲假;结婚之后，我的“家”就在北京，我的探亲假“灰飞烟灭”。

“家”也激发了周博士的责任感。

我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人生哲学是“脚踩一块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我不在乎没房，也不在乎什么时候能有房。总体而言，我对物质的欲望还算寡淡。我一向觉得，“有妻如此夫复何求”，但周博士依然常常感慨“压力大”。毕竟，他成了有“家”的男人。虽然他的老婆“清纯不做作”，他也不能高喊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周博士有点大男子主义，将挣钱养家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心里暗暗制订了买房的时间表，希望能在尽量少依赖父母的情况下拥有自己的房子。这个地点不一定是北京，他一直想去杭州，只是我犹豫不决，他走不了。

好在北京房子的租售比低，我们可以租上自己根本买不起的房子。刚结婚时，我们租了一套40平方米的一居室，厨房厕所都挺袖珍。周博士毕业后，决定告别这种逼仄的生活，痛下决心租了个100平方米的两居室。看到“新家”时，我内心飘过各种弹幕——“哇塞，这也太爽了吧!”“我竟然能在北京住上超过100平方米的大房子啊!”简直有一种走上人生巅峰、实现财务自由的错觉。

我们只是一对生活在帝都的普通夫妻。不丧也不颓，不觉得有家没房有多么惨兮兮，也不觉得它有多么值得称道。这不过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不过，既然买不起房，就好好享受没有房贷压力的生活呗!

结婚已快两年，我们还是没房，近期也没打算买。我不想生活质量断崖式下跌，那就先等等。我的心愿是，房价能跌一跌，工资能涨一涨，周博士稍微不要那么紧绷——就算一年后你升不了职加不了薪，我也不会鄙视你的。

林一凡 来源：中国青年报